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严防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部门，加上各种积分落户的条件。这种落户的条件越多，使进入城市越高比例的人口越是长期不能市民化。可能使中央政府本意为加快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的系列措施，变成一纸空文。
促进人口流动与加速市民化体制改革人口的劳动力从创业就业机会少和收入水平低的农业和农村转移到创业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非农业和城市转移，劳动力要素配置改善，与不转移相比，就会形成国民经济“多得”的产出。
比如一个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农业，年收入为1万元，而到城市中务工可以获得3万元收入，其差额2万元就是新增的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为什么有强劲的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此。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人口和迁移及流动造成的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损失按照麦迪森的有关数据，我们2016年人均GDP为12500国际元左右，2017年城市化水平将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平均为50%，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27%；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人均12500国际元发展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就为72%左右，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为12%左右，而到了2017年，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左右，农业就业比率更是降低到了4.5%左右。
笔者认为，按照日本、韩国等人均GDP12500国际元发笔者认为，按照日本、韩国等人均GDP12500国际元发展水平时，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应当在12%左右，加上这么多年农业工作方式、生产手段、生产内容、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考虑中国劳动力多而耕面积少国情，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就业比率最多也不应当超过10%。
2017年劳动力要素在农业领域中的错配率为15%。这里如果用农业增加值和非农业增加值的劳动生产率来计算劳动力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错配的GDP损失，有将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对GDP贡献包含在内的重复计入。因此，需要想个思路，获得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中，其创业就业的纯劳动性收入。
由于人口迁移滞后，新进城镇人口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歧视，住宅体制，农村农业不能顺利退出等，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发生了错配，农业中淤积的劳动力过多2017年，全国总人口为139008万人，就业劳动力为77640万人。城镇常住居民为81347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城镇居民总收入296100亿元，城镇就业劳动力为42462万人，城镇劳均工资、创业、投资等可支配收入69726元；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农村常住居民57661万人，可支配总收入为77450亿元，农村就业劳动力为35187万人，劳均农业（包括兼业）领域工资和创业等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2011元。总劳动力77640人×错配15%×（城镇劳均居民收入69726总劳动力77640人×错配15%×（城镇劳均居民收入69726元-农村劳均收入22011）=农村居民应有而没有的收入55569亿元。
也就是说，2017年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要素不能正常流动和配置，造成的GDP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6.37%。人口流动和迁移，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缩小劳动力因地区和领域封闭留滞而形成的居民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
改革户籍等体制，促进人口劳动力流动，提高居民收入促进人口流动，需要深化和加速户籍制度的改革，形成能够市民化的进入机制，缓解和消除农民人口青年出农村进城，老年出城市回农村的逆城市化。
